两年前逛台中的垫脚石书店时，购入了一本标题颇耸动的书籍，为首部台湾女星连续杀人犯的罪案书写。拜读过不少关于韩国犯罪侧写的书籍，倒要看看台湾类似的书籍，合不合我的胃口。
放眼全球，全世界死刑犯和死刑执行总量中，女性占比皆少于百分之五。 Cornell Center on the Death Penalty Worldwide（康乃尔大学法学院世界死刑中心）研究发现，女性死刑犯案件高度集中于少数类型。她们多数是受家暴、性侵的受害者，才慢慢演变成加害者。白俄罗斯作家Svetlana Alexandrovna Alexievich曾表示，因为是时代的切片所以可以去辨识化，让所有片段组合而成“活过那时代/事件的‘一’个人”。
亚洲社会里普遍为父权社会，当某位女性犯下的刑事案件多半男性杀人的理由无异，但通常会被塑造成猎奇的对象，甚至是惊世妻子。相反的，男性的犯罪行为却不会被无限放大而被称为惊世丈夫。如同此书的主角林于如被视为诈保而连续杀人，那她的经历又会是“一个人”，还是“每个人”呢？
若深入探问，童年家庭中男性缺席造成的失衡，养成女性总是学着如何在现实生活存活并学会微笑，而那往往倚靠庞大的忍耐与压抑，甚至以濒死的样态游走于烟、酒、赌、毒。而当她们决定谋杀，她们同时也杀了自己。
描述犯罪之人，经常必须面对外在至少两种声音的批判与拉扯：
一是个人的堕落，另是社会的漠视与压榨，水火不容，仿佛对立。
实际上，时代势必在人身上留下影响与遗痕，
而人，不会全然被动。
死亡不是句点，而是问号。
问号勾连人的起伏与选择，
若愿意沿这条蜿蜒的曲径探询，
往往能看见命运与自我的高度纠葛。
《一位女性杀人犯的素描: 她如何谋弑母亲、婆婆与丈夫》
药物、毒品、酒精成瘾以及嗜赌被视为对自身的控制力与理智的不负责任，是漠视了其潜藏在背后的复杂致病因子，我们该正视的是他们的心理精神健康的面向。拿嗜赌作为例子，Nottingham Trent University专门从事行为成瘾症研究的心理学家Mark D. Griffiths指出，成瘾行为是由推力与拉力共伴而成：推力为赌徒所属环境的缺乏支撑，借此逃离环境与压力；拉力为赌博带来刺激与快乐、内心期待赌博带来的补偿，促使人们对其无法自拔。
美国精神医学会出版的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四版中，将嗜赌症列为冲动控制障碍者。然而第五版里表示，赌博其实会改变人的脑结构，在求偿中枢产生反应会产生戒断症状。研究显示，高风险因子包括男性、人格障碍、教育程度、人格特质冲动、对新奇事物渴求，或是穷困的经济背景会导致对赌博产生非理性期望；而女性通常受到伴侣的牵引才涉入賭博。
故事始于林于如被控透过注射药物于点滴里，导致住院的婆婆郑惠升和嗜赌的丈夫刘宇航先后过世。由于婆婆郑惠升的遗体早已火化而无从考证，但护士曾目睹林于如在照顾丈夫时的异样，留下了物证。警方追溯此前已有一起纵火案件始于林于如与固定客户的商业纠纷，显现其彪悍以及有仇必报的形象。后来因亲生母亲林侯月云前阵子意外身亡而获赔保险金，相信林于如食髓知味、加害另外两位至亲，诈取保险金偿还巨额赌债。但林于如辩称是长期遭受丈夫的精神和暴力压迫下产生的反抗心理，也只承认杀害丈夫。
智能障碍被划分为轻度、中度、重度与极重度。林于如的精神鉴定是仰赖其自我陈述跟法院的卷宗，由社工以及心理师等人分别执行访谈、收集资料、心理测验，最后由精神科医师写鉴定报告。由于大众普遍对智能障碍的认知偏向重度与极重度的症状，鉴于其学历、理解能力与表达能力看似正常，即使智力测验结果为智能障碍边缘，警察与检方依旧偏向采信测验的分数是被低估的结果，否定她为智能障碍患者。至于人格障碍测验，精神科医师藉由收集资料与会谈结果，排除其人格障碍的可能性。
人权组织认为当时的辩护律师的辩护策略为认罪换刑度，即使纵火、控杀害母亲与婆婆的罪证不全，加上精神鉴定判断其智能处于边缘，再与当时的审级制度的碰撞下，林于如被判于三个死刑。当时的媒体倾向于警察的叙事版本，导致舆论的导向偏于挞伐林于如，更把她说成是十恶不赦之人。记者胡慕情于疫情期间，在人权团体废死联盟的志工的陪同下，到台中女监探访林于如，并要求写下她的故事，了解为何走向杀夫之路。
《一位女性杀人犯的素描: 她如何谋弑母亲、婆婆与丈夫》
林于如起初并无答应也无拒绝，由于会客时间有限，不足以让两人进行访谈。于是唯有透过书信往来进行沟通，偶尔向记者索取一些日常用品与金钱。后来林于如表示不想透过信件沟通，原因是信件会被监看，侵犯其隐私。但记者认为，既然该内容之后会被刊登，并不存在“真相的隐私”。最让我咋舌的是，林于如为了消除接见时遇到的阻碍，建议与记者登记为同性婚姻伴侣，那就可以行驶家属的特权之便完成书写。这让记者开始有些胆怯，担心过多物质往来与特殊身份会让界限模糊，出书的过程不足够单纯即会降低书籍内容可信度。
经过几年的书信往来，林于如的自传逐渐呈现。隔代教养、性别倾斜、家庭暴力、家内性侵、同性恋、赌博、贫穷、工伤、乃至婚姻情感等家庭课题都像是被安排好在她的生命中出现，加上内心转折与行为相互矛盾，启人疑窦。透过文字表达可看出林于如的文字的使用能力显然不够流畅，有些明显逻辑漏洞，难以说服他人并建立信任，与智能障碍边缘者的某些特性吻合。但她可想出以特殊身份来达到自身需求这点，确实令人摸不着头脑。
为增加事件的客观性，采用田野调查是必要的。走访当时参与的警察、医师、法医、目击证人、保险员、邻里以及林于如的家庭成员，得到了与林于如陈述不符的另一面。最诡异的是，纵火案的目击证人一开始并未认出肇事者的性别与样貌。在某警察加入调查后，目击证人竟然能一口咬定林于如为肇事者，加上传出警察开出条件交换，不禁让人怀疑警察为破案而故意引导目击证人以及林于如认罪。当然林于如并非无辜，但所有控诉的罪状真的是她真实执行的吗？这一点，我是存疑的。
媒体的渲染更是颠覆了其背景事件的时间顺序，继而影响舆论导向。或许就因为死者已矣，加上社会风气对于女性于家庭与社会责任的苛刻要求，众人一昧指责加害者，忽略了死者的负面行为引起两者的相互关系，驱使悲剧发生，显然对另一方不公允。当然，每个人都是以自己的经历与角度看待每件事，自然只相信自己想相信的，而流言也是这样形成的。
犹如作家王安忆所描述，流言总是混淆视听，好像要改写历史。流言总从小处着手，没有章法，也不按规矩，到哪算哪，带着流氓地痞气。流言不讲长篇大论，也不讲小道细节，它只是横看来。它是偷袭的方法，从背后擦上一把，转过身却没了影。
人的选择不会无迹可寻。
实际上，人的行为轨迹可能比想像得更为蹒跚与幽远。
存活本身无有可能归类与具备严谨的逻辑。
当然有分析与对照的余地，但有时仅是歪斜了。
仅仅就是向着那个人以为的光走去。
死亡只是一则诱发的开关，
死亡不比其他状态更殊异。
沉默的谋杀需要藏匿。
女性的崩溃或多或少都有背叛的影子。
并不一定指涉亲密伴侣的越轨，
而是包括对某种期盼的弃绝。
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既脆弱又珍贵。
故事就是人生命的一部分。
是她的经验、她的记忆、她的反省、她的领悟。
故事就像是人身上的一块肉。
叙述是一种再诠释，如同报导充满框架与再现，
怎样的“故事”是可被接受的，或也存在于叙事者的心中。
他们的评估可能连结着某种社会需要，
只是这样的社会需要，不见得有齐一的样貌。
每段回忆，都包藏一位她的所爱；
只是那些所爱，却都连结着死亡与背离。
有时人一生的命运或许老天都注定好的。
无常无常还真是无常！
人的变与不变并非线性的过程，
而可能曲折又回绕。
人终将摘取自身深刻记忆或认知的片段来陈述。
人是怎么改变的？
人又是怎么不改变的？
家庭间的人及动力膨胀又缩聚。
爱与恨随人的状态流转，
既难抵销，也不彼此相融。
人因此起伏。
有时进步，有时停滞，
而有时失足滑深，一跌不起。
人的记忆与述说，
难免受到案件角力与彼此纠葛的影响。
当人理解他人，将会一起流泪；
只是愈凝视痛苦，反愈怀疑共苦的可能。
没有谁能背负谁的人生。
同理是一个过程——不是一种柔软可变、让人感觉良好的情感，
也不是一般人使用这个词时所说的那种温暖而模糊的状态。
同理永远不可能完全精确。
一个人的经验密度超越了观察者能掌握的，
也因此同理就好比是人生，
在这过程中存在着许多的事实，
每件事实都是在特定的同理者和被同理者的结合中产生。
赌局没有记忆，但人有，
或许这样，所以往往全盘皆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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