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认为一直持续到我看完这本书，才开始恍然大悟。透过作者出井康博不惜劳苦地走访各地和采访了十年外籍劳工的职场，原来看似完美的日本帝国，也只是虚有其表，充满谎言和包装的亚洲国家而已。这并不代表只有日本是这样，只是没想到日本会是其中之一而已。
《绝望工厂日本》
外国留学生与实习生的“现代奴工”实录
外国留学生与实习生的“现代奴工”实录
第1章：成为“现代奴工”的越南留学生
少子高龄化造成日本的劳动人口日益减少，需要体力又薪资低，连日本人都不想做的底层工作尤其缺乏人手。然而日本法律不允许外籍人士以“体力劳动者”的名义前来日本，于是他们不惜伪装成“实习生”或“留学生”取得签证，从事单纯的体力劳动。到了2008年，日本政府开放东南亚各个国家的劳工从事看护与护理师的工作。为了在2020年完成日本政府规划的“三十万名留学生计划”，他们更放宽留学签证的发放标准。
以往日本是世界第二大的经济大国，是开发中国家的“梦想之国”，当中也包括越南。留学代办中心在越南盛行，除了代办留学手续，也代办实习生手续，也会向日语学校和职场老板索取仲介费，可谓是收入可观的产业。留学代办中心利用年轻人“亲日”的心理，声称可以一边留学一边打工，一周工作时间不超过二十八小时，月入二十万日圆（约新台币五万四千元）至三十万日圆（约新台币八万一千元）。
越南家庭普遍以务农为主，许多年轻人被留学代办中心的广告所吸引，无形中成了日语学校的摇钱树。越南学生不惜抵押家里的田地，借了一百五十万日圆（约新台币四十万五千元），缴付了日语学校的入学金和第一年的学费、半年的宿舍费、仲介费和飞机票等等。这庞大的费用犹如一家人七年的收入，只希望孩子能“留学”日本并送钱回家。虽然日语学校规定日语能力检定要通过N5，即程度最低的等级，才能过关就读。然而就算外籍人士对日语一窍不通，只要付掮客三万日圆（约新台币八千一百元）获得伪造证书，即可顺利拿到签证。
背负着巨债来到异地，才发现一切都是掮客和日语学校的谎言。即使想逃离日本也无济于事，就算守法从事时薪一千日圆的打工，也顶多月入十二万日圆，根本赚不到宣称的二十万日圆，最终唯有铤而走险，缴付两万日圆给日语学校当是介绍工作的仲介费，违法超时打工，成为企业的廉价劳工。别说是寄钱回家了，许多留学生甚至还没能偿还债务，他们从事两份以上的工作并荒废学业，有的甚至过劳而死。可悲的是，他们只能在日语学校待两年，若想继续留在日本，只能存钱去念职业学校或大学，这又是一个恶性循环了。
留学生热潮导致各大企业纷纷开设日语学校，想从中赚一笔；不少黑心大学也将此视为“商机”，开始招募各国留学生来维持大学开支。然而过度收费迫使留学生选择逃离大学，躲避支付学费，失踪人口逐渐攀升。为了避免留学生逃跑，黑心日语学校与黑心企业没收学生的护照，但逃离人数依旧不减。
第2章：新闻和报纸绝不报导的“血汗国家——日本”
日本政府透过“外国人技能实习制度”让企业以“世袭”的名义来强迫实习生超时从事体力劳动的低薪工作，同时侵犯人权，没收护照，拖欠加班费。欧美人权组织更批判日本的实习制度是“现代奴工制度”，但日本的新闻与报纸却对此现象只字不提，只因为日本报纸分销处的送报员多数以外籍员工为主，而且还是严重超时工作。若报社记者报导留学生问题，势必会碰触送报业界横行的超时工作现象，为此而避免波及自身。
《朝日新闻》报社长当初获得报社奖学金，于是他依样画葫芦颁发奖学金给越南清寒留学生，全力协助并支持他们的日常所需，继而解决了报社人手不足的问题。由于聘请越南员工远远比聘请本地员工来得便宜，也不用担心他们会嫌工作辛苦而另谋出路，使得其他报社私下雇佣越南留学生，并非招聘奖学金学生，但也引发了其他社会问题。透过掮客仲介的越南留学生在日语不精通的情况下，无法与报社的日籍员工沟通，也学不会送报工作。由于没有驾照而不能骑摩托车，改骑脚踏车送报确实非常累人，导致留学生厌倦送报工作而改行。
至于法规的“一周打工时间不得超过二十八小时”反而给雇用越南人的分销处方便，造成留学生超时工作也无法领取加班费。因为支付加班费反而证明分销处公然违法，因此越南人只能默默忍受日本人领到加班费，自己的加班费却遭到拖欠的现实。加上他们深怕出声会引发任何问题而被强制遣返回国，即使遭到不公平的福利待遇，或是被日本人辱骂，也只能忍气吞声。
第3章：放弃来日本工作的中国人
日本政府原本要吸引的实习生对象是中国人，但近年来中国经济成长，劳工薪资不断上涨，加上日圆不断贬值，日本已经不是中国人眼中出国赚钱的好地点了。对此，日本政府放眼其它发展中国家，推行“外国人技能实习制度”，美其名是为了“贡献国际社会”和“培育人才”，提供机会让年轻人前来日本学习技术，再回到故乡贡献所需，但实际情况却是为了解决人手短缺问题。加上实习制度规定顶多只能工作三年，而且不能变更职场，就算期满回国之后，也永远不得再来日本工作，导致想要逾期滞留日本的外籍员工唯有选择逃离职场，沦落为黑市劳工。
实习生的薪资问题亦是惹起非议的议题，虽然实习制度规定实习生的薪水必须“与日本人相同或多于日本人”，但企业并不会让没有经验的实习生得到与年纪相仿的日本人相同的薪资，他们只会得到实习生最低薪资，扣除劳保健和公司提供的宿舍费用，实际得到的薪资是十万日圆（约新台币二万七千元）。这一切引发的实习生失踪课题日趋引起治安恶化问题。
即使实习生的薪水低于水平，但并不代表企业雇佣成本由此降低，他们所耗的费用与日裔人士、日籍员工所差无几。一般民间的人力派遣公司不能参与实习制度，企业必须透过名为“监理团体”的仲介组织介绍，并支付不低的仲介费用，而这监理团体实际上是由业界人脉广的相关人士，加上前国会议员的参与和政府撑腰，是压榨实习生的共犯之一。并不是所有企业都是黑心企业，归根结底，一切都是日本政府为了推卸责任于企业而找机会扩张制度的“官僚利权”，好让退休官员巧妙地利用机会回到职场并创建的监督机构，继续压榨实习生。
《绝望工厂日本》
第4章：开放外籍看护失败的理由
日本在看护方面并没有面临人手短缺问题，只是日本停止让菲律宾女性到日本做陪酒女郎而禁止办理艺术表演类的工作签证。菲律宾政府藉由日本和菲律宾之间缔结的“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要求日本开放菲律宾护理师和看护人员前来日本工作，作为接受处理日本工业废料物的条件。日本规定看护人员必须在来到日本的四年之内考上日本的国家执照“介护福祉士”，类似照顾服务员技术士，而报名介护福祉士考试的先决条件是必须具备在日本工作三年的经验。
虽然考取国家执照是必然的事，毕竟日籍护理师也必须考取执照才能工作，但是拥有“介护福祉士”执照的日本人只占了整体的三分之一，依旧可以就业。反观日本政府却为了避免外籍人士长期居留日本，却提高考试的门槛，规定必须以日文应试，考取国家证照。很多考题都是和日常工作毫无关系，还有些是连日本人都看不懂的汉字。考题本身并无法鉴别照护人员的能力，只能用来“提升身份地位”，摆明是特意刁难菲律宾人，运用外籍人才完毕再把把他们赶回国而已。
不少欧美国家开始留意起菲律宾的人才，擅长英文又无需支付高额薪资的菲律宾人是珍贵的劳动人口，而菲律宾女性憧憬的却是加拿大。配偶与其在日本以“依亲签证”前来日本，又被受限于一周不能工作超过二十八小时，语言不通带来的生活不便，不如前往加拿大这先进国家，可讲英文并且还有机会获得永久居留权，以自己的技术和才能寻觅一官半职。
第5章：放弃日本的日裔巴西人
面对人手短缺问题的日本，开始想到了日裔巴西人。他们是1908年移民至巴西的日本人与其子孙，90年代由于日本政府修改法律，放宽工作限制，使得不少移民巴西日本人后裔处于经济因素而回流日本。虽然日裔巴西人是最接近日本人的外国人，但日本社会并不接纳他们成为一份子。
作为派遣工的他们不精通日语，工作上接触的都是日裔巴西人，日语自然不会进步，加上派遣工的工作死板且容易上手，一旦有另外更高薪的工作，他们就会毫不犹豫的离开，另谋出路。然而他们的孩子就没那么幸运了，由于国籍不同，孩子并不能享用日本的义务教育，也表示外籍儿童的就学问题从来不是日本政府管理的范畴。日本校方不接纳外籍儿童，使得他们从十四、五岁便出来工作，也因为是童工的关系，工厂未支付法定的最低薪资。
如今年轻一辈的日裔巴西人不像二十年前的日裔巴西人一昧的埋头苦干，开始学会享受生活、购买奢侈品。随着日本生活水平相继提高，年轻人根本存不到钱，开始有想回到巴西的念头，毕竟巴西的生活压力没有日本那么大。现在想想，或许被抛弃的反而是日本？
第6章：成为犯罪集团的“奴工”开始反击
各种压榨手段使得越南留学生和实习生选择逃离职场，非法滞留，心生不满并误入歧途。如前面所述，留学生背负着庞大的债务来到日本打工，但薪资不尽人意，即使做满三年也未能还清债务，于是他们选择成为可以赚更多钱的非法劳工。于2014年发生了一起人尽皆知的新闻——越南人偷山羊来吃，日本人看到这离奇的新闻只是一笑置之，却没人理会背后的理由。他们偷山羊的理由仅仅只是因为生活所逼，也是多数留学生面临的问题，促成了他们在日本犯罪的温床。
优衣库并未进军越南，但却得到越南人的青睐，于是“优衣库窃盗集团”利用空服员的手提行李检查宽裕的条件，把从优衣库偷取来的赃物，藉由空姐的帮助而运回越南。此外，“优衣库窃盗集团”并不只是窃取优衣库的货品，日常用品、日本化妆品和奶粉亦是他们的囊中之物。越南实习生和留学生会怂恿初来日本报到的同胞，把他们带上犯罪之路，并利用廉价的货运行把大量的赃物运往越南贩卖。
要杜绝这一类的犯罪，日本政府应该提高前来日本的门槛，让没必要前来的越南人止步，减少他们被掮客欺骗的可能性，不会因为庞大债务和被企业剥削而心生不满，继而向日本社会进行反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