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人将彼此物化，只顾自己，无视他人的痛苦……（略）……
于是我们厚脸皮地问野兽从何而来。是什么创造了他们？
答案显而易见，他们就是我们，我们就是他们。」
「犯罪侧写师必须将受害者当作一项物品，把受害者们的尸体或加诸于其身上的骇人犯行单纯想成调查与分析的对象。这种物化的情绪优点在于，以防损耗犯罪侧写师的情绪，或是避免犯罪侧写师被受害者经历的痛苦影响；缺点是犯罪侧写师用这种方式处理受害者受过的痛苦，会面临丧失人性的危险。」
「要想抓住冷血无情之人就得了解冷血无情之人；要想了解冷血无情之人就得变得冷血无情，然而自己也会逐渐变得冷血无情。」
「刑警、鉴识要员、犯罪侧写师必须明白彼此拥有互补的能力，不能内部冲突。」
「精神科医生的目标是治疗，犯罪侧写师的目标是搜查。」
作家Conan Doyle的著作《波西米亚丑闻》：
「理论化先于确认资料之前是错误的，因如此一来，各界会刻意扭曲事实以迎合理论。」
美国联邦调查局犯罪侧写师John E. Douglas：
「犯罪侧写就像写作一样。你能给电脑所有的文法、句型和风格的规则。但电脑还是写不出一本书来。」
「犯罪侧写师必须走入犯罪者的内心才能进行犯罪侧写，得展开“他化”，在犯罪者谈论过往的伤痛时能产生共情。他化需要训练，在结束访谈时得抽离，回到原本的状态。」
「如果有一个人到了一定年龄之后还不停地出现玩火、虐待动物等习惯，这个人未来有可能变成连续杀人犯。」
「使犯人犯案的心理，物质需求。」
日本犯罪心理学家、虚假自白研究权威学者滨田寿美男：
「虚假自白不是一场心里的产物，出乎意料地，它是每个人很容易陷入的自然心里的结果。」
「首先我们要理解一件单纯的事实，即，能迫使真凶认罪自白的压迫感，会在无辜之人身上发挥同样的作用。」
「犯罪嫌疑人承受的精神压力不亚于肉体被严刑拷问的程度。」
《追逐怪物的人》
现代资本主义大都市的阴湿角落孕育出的随机犯罪——连续杀人和连续犯罪。尹外出是1990年中被派任至首尔地方警察厅鉴识科，后来因某件案件令其感受到，现有的科学搜查方式和全新的搜查方式落差，凸显科学搜查体系化的重要性。当时的CSI (Crime Scene Investigation)尚未成为警方的惯用用语，他们皆统称为“鉴识”，进行指纹、笔迹和血迹调查的工作人员仅称为“鉴识要员”、“鉴识班”。于1999年，经尹外出的提议，“鉴识系”被改名为“科学搜查系”，并且在全国一线警局都设立“科学搜查组”。 “科学搜查”一词的概念非但包括鉴识，同时包括分析所有犯案现场迹证以及建构犯罪者特征的犯罪侧写。
催眠搜查是国立科学搜查研究院导入的先进搜查技术。所谓催眠不是像一般大众认知中的，进入睡眠状态或是失去意识的被催眠者会受催眠师控制所有的思考和支配。实际上，被催眠者不过是大脑活动减少，并未彻底失去意识。催眠师帮助被催眠者对焦在清醒时无法想起的细节，成为“诱导注意集中状态”。
另外，受害者分析不同于犯罪受害者的心理治疗，它像是监识指纹般调查受害者的行踪动线，但犯罪侧写师得对受害者刻意保持冷淡，断绝情绪交流，才能理智判断。
于2000年，权日勇被尹外出赏识，成为韩国警方第一位犯罪侧写师，专司犯罪者侧绘（Criminal Profiling）的工作。犯罪侧写师必须进行“临场”，即一同前往犯罪现场参与现场鉴识科学（Forensic Science）采证，因为命案现场血迹形态会透露的“当时曾发生过什么事”资讯远多过基因分析，可以充分说明犯罪者的行动，了解犯罪现场发生过的事，重新建构犯罪现场，并以诉讼法理的科学证据为基础，推定犯罪者的性格、心理、职业、特征等，有助缩小嫌犯范围。但那时的犯罪心理学在韩国尚未体系化，不少犯罪心理学者各显神通，单凭舆论媒体无根据的报导，任意揣度案情，举凡精神病患所为、智能型犯罪、炫耀性犯罪、想藉由毁尸传达讯息等种种不实揣度，众说纷纭。
权日勇会先以警方搜查得到的资料进行侧写，再与办案人员见面进行讨论，以免形成锚点。锚点（Anchoring）是指当事者无意识中被首次得到的资讯限制，以其为之后判断的基准。他曾借助媒体力量搜查出连续杀人犯，但媒体力量是个双面刃，其正向功能如：提高目击者民众指认犯人的机率、促进警方与犯罪者或受害者家属的接触、促使同一犯罪者先前犯案的受害者举证等等。但犯罪者会因此通过报道得知警放追捕讯息，一改犯案手法（Modus Operandi，或MO），让警察很难辨别哪些案件是同一人犯案，哪些案件是连续案件。
MO意指犯罪手法，“签名特征”意指犯罪者在犯罪现场进行的特殊行为，又称“心理名片”（Calling Card）。犯罪者可以藉由这些特殊行为满足自身冲动或需求，犯罪侧写师能从这些特殊行为区分犯罪者特性，而犯罪者惯用的犯案工具和受害者伤痕的固定样态都属于MO。犯罪侧写是得联想到案件关联性，慎密分析MO与能显示犯罪者特性的签名特征。
《追逐怪物的人》
当中著名的柳永哲杀人案堪称经典，他可是令人闻风丧胆、令各国犯罪侧写师好奇的犯罪者，多数杀人案件都会提及此案。“为何生活在相同的环境里，有人丧失了对他人的共感能力，变成了怪物，有人却能保持正常人的面貌？” 这可是权日勇面对的难题。相同的虐待和心理创伤，有些人能克服，有些人不能，还会一愤怒和憎恨为骨架设计出妄想体系。
警方会使用测谎机来侦测犯人是否真实犯罪。测谎机会藉由特定提问，侦测被测试者回答时的脉搏和呼吸等的身体反应是否有改变，不过，假如被测试者撒谎，过度疲劳和喝酒都会影响测谎机的测谎结果。测谎鉴定结果不具有法律上的证据能力，只能作为检方和警方搜查时的参考依据。但对于柳永哲这类的犯人，测谎机之所以测不出他们的谎言，是因为他们充分合理化自己对素昧平生的陌生人的愤怒与憎恨；因为他们建构出“我做出这些行为是再合理不过的，我没有错”的妄想体系。
逮捕了柳永哲之后，犯罪侧写师需透过访谈来进行犯罪侧写，家庭关系、交友关系和创伤等等。犯罪侧写为目的的访谈并非哲学性对谈，更不是为了心理治疗的临床访谈。为了得知犯罪者的一切细节，举凡体重、病例、父母职业、所得水准、说话腔调、衣着打扮等等，以及改变MO的过程、原委及心理状态。这些访谈将有助于未来的犯罪调查。之后撰写犯罪心理分析报告，有无教化可能、是否要施行与其他轻犯不同的教化项目、是否有再犯可能性等。下一份报告是法院裁定上述问题之根据，也是日后类似的罪案调查参考资料。
此案也让我明白连续杀人犯与大屠杀凶杀的分别。
连续杀人犯（Serial Killer）:深陷自身幻想无法自拔而作出杀人行径的人
1. 杀人为主要目的，杀害三人以上
2. 与受害者素昧平生
3. 控制、操控和主宰的特征
4. 犯罪冷却期（Cooling Off，即按计划杀人后，有条不紊地湮灭证据，策划下一次犯案的杀人行为）
大屠杀凶杀（Spree Murder）
1. 犯罪者在两次杀人行为之间不具有心理冷静期的杀人行为
2. 在两个以上的场所犯下的杀人行为
另外柳永哲患有边缘性人格障碍。
边缘性人格障碍（Borderline Personality Disorder, BPD）
1. 自尊心过强；容易被小事激怒、伤害
2. 感情起伏变化大；行事冲动；对愤怒难以控制
3. 有妄想症状与忧郁症症状；不安定的人际关系
4. 有慢性的空虚感；自残行动（Self-damaging）；试图自杀
失踪案的犯罪侧写难度比任何命案都来得高，主要原因是因为失踪犯罪现场缺乏命案现场会出现的血痕或足迹等现场迹证。失踪案需要资料数据，因此美国搜查机关才会建立“暴力犯罪逮捕计划”（Violent Criminals Apprehension Program, VICAP或ViCAP）资料库，以供科学搜查和犯罪侧写使用。它不仅能存有命案资料，同时也保管了失踪和意外死亡的案件资料。每当发生失踪案件的时候，办案人员会藉由这个程式检视该案和其他案件是否存在关联性。可惜，韩国警方当时没有这种资料库。
涉及少女失踪案的姜浩顺则患有反社会性人格障碍。
反社会性人格障碍
1. 不遵守规范
2. 习于以谎言或诈骗刑警以图自身利益
3. 长期失业的不负责任态度
4. 缺乏自责反省能力
5. 合理化自身对他人的伤害
在某失踪案件里，警方怀疑犯罪嫌疑人是失踪者的家人，于是便展开审讯。其失踪者的家人相继承认犯案，警方也相信此案已破。出乎意料的是，失踪者后来相安无事回来了。权日勇认为即使被审讯的当下并没有遭受严刑逼供，但来自于审讯人员的压迫感还是会使犯罪嫌疑人丧失对刑罚的现实感，其家人进而产生“虚谈”现象。
虚谈（Confabulation）是一个心理学名词，意思是“虚构记忆”，也就是话者建构虚假的记忆以弥补自身的缺失记忆，误把虚假记忆当成真实记忆的行为，可称为记忆误差，又或者说是错误记忆。虚谈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无罪之人作出虚假自白的过程；第二阶段是：作出虚假自白后编造犯案细节。然而，作出虚谈的话者本人浑然不知，基于话者本人没有欺骗意图，就不能算是谎言。
犯罪者的犯罪是自由的，
相对地，
警方必须铐上名为法规的脚镣追捕犯罪者，
再加上警方还得和时间竞赛。
相对地，
警方必须铐上名为法规的脚镣追捕犯罪者，
再加上警方还得和时间竞赛。
人们只看自己想看的。
人的大脑不会记得惯性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