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箱》23/05/2022

強姦是這個國家最容易被忽視的重大犯罪。
~ 美國作家Jon Krakauer

伊藤诗织于2013年远赴纽约攻读学位，期间结识了TBS电视台华盛顿分局局长山口敬之。当双方都回到日本时，相约居酒屋讨论提供新闻业的工作机会。平日酒量相当好的伊藤开始感到身体不适，意识逐渐模糊。后来两人一同搭上计程车，虽然伊藤要求在车站下车，山口却以工作机会的名义为由强留下她。从车上到饭店的这个过程，伊藤近乎没有记忆，等到她再次恢复意识，她已是全裸的躺在饭店床上，山口正跨坐在她身上。

伊藤认为当初被下了无色无味的约会强暴药，作为我失去意识以及失忆的可能原因。它是一种常见的安眠药，被统称为精神安定剂，能在药局以低价格买到。药效发作后，暂时失去意识或记忆的状态将持续二到八个小时，虽然能照常应答，但会变得亢奋或恶心想吐，当事人则不记得这些事。

伊藤在事后并没有立刻到医院的急诊外科进行强奸和药物检查并报警，错失了最佳提告时机。当伊藤鼓起勇气报警并要求逮捕山口进行侦讯时，警察却要求被害者递交报案三联单，但递交报案三联单并不代表警方就可以立即侦讯被告。实际掌握刑事案件的是检查官，警方将调查来的资讯向检方报告，检方看过之后再下达巩固证据的指示。若不需要更进一步的调查，警方会将文件汇整，函送检方侦办。最后，由检查官判断是否起诉。检察官的主张是没有证据就不能申请逮捕令，而且得在征得加害者同意，再听取说词完成送交后，才会结束整起案件的调查。

在我的理解这段文字后有些疑惑，那是不是代表着，若被害者得不到确实的证据，加上加害者不同意侦讯，那案件就永远不成立了？可是某些证据不是得警方介入才可以得到吗？

《黑箱》

于是，伊藤唯有自行联系东京喜来登都饭店，征求保留当晚的监视器影片。当然，她还是得得到法院的要求才能得到监视器画面。饭店的摄影机证实当晚伊藤是被抱进房间的，然而山口的证词完全否定了自己的恶行。

另外，伊藤觉得警方的调查方式太守旧，在这个网路时代依然不能使用电话以外的通讯手段，包括Facebook和Email。其原因是如果以搜查员的个人名义申请帐号会有被发现身分的危险，必须经由高层判断才能申办。若是要向查号公司查询山口的电话号码，不论联络还是回覆都只能用邮寄，实在太不可思议了。

有一次伊藤被传唤进行“再现”作业，目的是要还原案发现场并拍摄照片。但这次却不是到案发的饭店进行，而是被带去高轮警察署的顶楼，一个警察训练的柔道馆。那天男性搜查员们站成一排，在柔道馆用人偶还原当时被强暴的情况，并提出难以启齿的疑问：“也许很难回答，您是处女吗？”，并声称“这是不得不确认的问题。”。伊藤认为，若是性侵害的被害者非得忍受这种屈辱，那一定是搜查体系和教育出了问题，这可是“二次强暴”啊。在面对性侵案件的受害者，搜查人员并不允许任何人陪伴受害者进行侦讯，更向受害者友人询问她喜好的男性类型、过去的恋爱史以及过去的性经验。这很明显就是在物化女性了嘛，难道过去有过性经验，喜好的男性类型与加害者相似，就可以抹去加害者犯案的罪名了吗？

警察一直强调说，“罪疑唯轻”，即只有嫌疑而没有证据是无法问罪的。案件于2015年案件开始有些许进展，证据和证词都已备妥，高轮警察署在月底以准强奸嫌疑受理了告诉状，开始搜查。但是于六月初虽然发行了逮捕状，但当时的警视厅刑事部长却在准备于成田机场逮捕山口前际，下达了停止命令，当时负责此案的警察亦被调职。警方给的解释是：只要有报案三联单，加上被害者指认犯人身分，以及一定程度的搜查，就很大程度得到逮捕令。在警察官取得逮捕令之后，他仍需酌情判断是否已满足逮捕要件。警方对于嫌犯山口的评价是，山口没有湮灭证据的疑虑，加上社会地位高以及其居所明确，不用担心其家庭或是相关人士逃匿，所以才决定暂时不需逮捕到案。

看到这里，我也感觉愤愤不平，社会地位高的人就特别高尚，完全不会犯罪吗？换言之，平民百姓就一定会犯罪吗？这是在令我感到无力啊，不管再怎么努力，社会地位高的人永远得到我们意想不到的特权，永远高人一等。

根据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2013年的调查资料，以每十万人为单位，各国的性侵案件数量为:
第1名：瑞典（58.5件）
第3名：英国（36.4件）
第5名：美国（35.9件）
第68名：印度（2.6件）
第81名：日本（1.1件）

各国的数字大差异在于强奸的定义有所区别。瑞典的性侵案件是以次数为计算单位，也就是说是以被强暴的次数来累算。此外，瑞典从事警察的女性比例为30%，医院设强奸急诊中心，提供被害者容易报案的社会环境。反之，日本的统计资料是基于警方收到通报的强奸案件数量来计算，员警中的女性比例只有8.1%。从搜查现场到裁决案件的高层管理者，女性被害者几乎都是在男性的包围下陈述受害经过。

《黑箱》

面对熟人犯案，警方只会觉得“一起进房间就是合意”就无法起诉，而且密室里发生的事情只有当事者才知道，并将此称之为“黑箱”。强奸罪的审判追究的不是被害者心中是否感到抗拒,而是“有没有明确地向嫌疑犯表示拒绝”，这就让加害者以“合意”作为借口逃脱罪责。强奸罪仅限于被害者满十三岁的场合才会问及“是否有拒绝”，若是十三岁以下,则无关被害者意愿一律问罪。有一宗案件是高尔夫球师徒猥亵案，学生基于权力阶级而被迫服从，最后老师被判无罪。伊藤认为必须端正社会观念，并非“没有说NO就不是拒绝”，而是“only YES means YES，没有同意就是性侵”，而且不再限制只能被害者亲告。经过1年4个月左右的调查之后，东京地检署以嫌疑不充足为由判决不起诉。

为了改善司法和调查，以及性犯罪咨询热线等体制，伊藤于2017年向审查会提出了再审要求，并以“诗织”这名字出席召开了记者会。但在此前，政府却介入这起案件，在网站规劝各家媒体不要接触这起案件，说是案件本身的性质不好，要大家自律。有些记者则认为此事件是当时的在野党的政治手段，各种揣测、讥讽、批评以及要胁的信件蜂拥而至，这实在令人细思极恐啊。山口则在自己的Facebook Page上反驳“自己从未触法”。

两次刑事诉讼皆不起诉，于2017年9月，伊藤以非自愿性行为而承受精神上的压力与痛苦，向山口提起民事诉讼，求偿1100万。同年12月，举行第一次民事诉讼第一次口头辩论。最后为唤醒社会大众对于性暴力的意识，更为控诉日本社会在处理性暴力的冷漠应对，伊藤以本名出版了这本事件纪录。

无论做什么都是徒劳的无力感，
以及已经无法相信司法体系的孤独与恐惧。
我对自己的渺小反到悔恨。

像我这样渺小的人类，
就连试图和这看不见的力量抗衡都不被允许。

再怎么位高权重的人也是人类，
都会有犯错的时候。

对于自己遭受的身心创伤，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接受和面对方式。

越是微弱的声音越要侧耳倾听，
对响亮有力的声音则抱持怀疑。

沉默并不会带来和平。

为什么人们总是只在意事情的利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