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并非完全压制他人，
或使他人化为乌有的暴力，
它反而贯穿了名为他人的负面紧张感，
透过自身的延续来定义他人。
无论是主管、教授、前辈，
根据力的作用原理，
作用与反作用力同时在运作的正是威权。
可怕之处在于即便没有听到威胁，
身体也会自动变得畏缩。
威权是能压倒他人想法的有形或无形力量，
它不只包括暴行或胁迫，
也包含了利用社会、经济地位来遏制思想。
权力的存在与行使是同时发生的，职权性侵并不特殊，
它不过是在我们生活中不分对象、随时发生的另一种暴力。
无数劳工、垂直关系中的弱者在生活中所感受的威权，
不只是肉眼可见的施暴与胁迫，
而是仅用沉默与眼神就能压制对方。
看到N号房相关的书籍出现在书店的书架上时，真是令人振奋啊，我可是老早想更了解N号房的细节了。与《您已登入N号房》绑在一起贩售的还有《我是金智恩》一书，看来又是揭发社会地位高之人的禽兽行为啊。
《我是金智恩》《您已登入N号房》
翻开《我是金智恩》的序，让我感觉此事件就像日本伊藤诗织的《黑箱》，又是无辜女性在职场上遇到禽兽上司，之后不畏强权与自身安全地去对抗国家机构的霸权以及司法。不禁感叹，她们实在太勇敢啦！
2017年7月，金智恩经加入忠南道知事（地方首长）安熙正参选总统的党内初选竞选团队，成为道知事的首位女性随行秘书，随后调动业务而成为政务秘书。安熙正当时是下届总统大选中最有力的候选人、曾参与学运、具有三八六世代（最先见于90年代末，当时三十岁、在80年代上大学、60年代出生者）的优势。从青瓦台到财政界，与安熙正建立关系的人多认为他会成为下届总统，其影响力之庞大。金智恩每一次被性侵后，安熙正都承诺不会再犯，最后理所当然地食言。
当我们设身处地地站在受害者的立场想想，受害者当下的心态当然是希望加害者真的不会犯，自己也只能苟且地活着。当她们鼓起勇气向外求助时而吃了闭门羹，加上面对加害者的权利威胁，那种恐惧不言而喻。习得性无助（Learned Helplessness）这心理学术语，正是指经过某事后学习得来的无助感，尤其是面对失败的反应。最后逼得金智恩刻意区隔事件与工作，将加害者安熙正与职场上司知事安熙正彻底区分，以缓解心理上的不适感。受害者无法逃离加害者，也无法大声求救，只得束手就擒，这被称为“解离现象”。
《我是金智恩》
2018年2月24日晚间，安熙正要求金智恩到位于麻浦的住商公寓——那是安熙正有首尔行程时会使用的场所，说是要讨论关于MeeToo的事情。虽然性侵已发生多次，受害者也不是没有警觉心，但平时就经常未事先告知有什么工作，只要求抵达该场所才会下指示，屈服在权威之下的金智恩唯有任由被差遣。当时美国的MeToo运动已席卷全球，MeToo亦在韩国开始发酵，过去沉默的女性逐渐发声。安熙正只想确定金智恩不会参加该运动，然而性侵于2018年2月25日再度发生。犯下罪行隔周，安熙正公开宣称自己支持MeToo，引发众人质问安熙正身为政治人物，为什么这么晚才表态。
金智恩找了律师和调查报导组，并希望在正式提出告诉前，要求记者不要有任何报导。然而安熙正的人脉让她更早陷入恐惧，上至安熙正的儿子，下至道厅、竞选团队、研究室的职员都纷纷来电。最后，金智恩做出判断：与其被扭曲或隐匿，亲自说出来无疑是最佳方案。于是，她于2018年3月5日进行的电视直播，以真实样貌将事情公诸于世，让大家共同监督案件搜查，避免其他受害者出现，也避免自己被人间蒸发。
于2018年3月6日，安熙正卸去职务，金智恩随即被免职，随即搬到性暴力咨商室营运的受害者保护机构里。虽说保护机构是团体生活的地方，但面对每天的流言蜚语，以及检方三次通宵的受害者陈述调查八卦、二度伤害、心理分析、拘票实质审查、安熙正驳回拘票、安熙正儿子来电、再次申请拘票再次驳回、不拘留起诉等，她都必须遵守规定，不能谈及任何与事件相关的事。心理压力无法宣泄的时候，金智恩选择自残。直到自己察觉状态渐趋恶化时，金智恩申请心理咨商。
进行提告就得准备过去八个月期间犯罪事实的证据：销声匿迹的被告所在地、最后受害地点、被告的手机和随行手机、医院诊断书以及医疗纪录等，并考量陈述的一贯性、合理性、客观性和动机，才能保障说词的可信度。她也把相关的随行日程、出差纪录、收据、讯息与照片等资料全数提交，当中才领悟到遭受的包括劳动权和人权侵害。书中提到随行秘书最重要的核心业务，就是忠诚度。主管甚至将自身价值观灌输给部属，彻底对他们洗脑，以此行使权力。这乍听之下感觉还好，这可是秘书必须秉持的专业度啊。但仔细想想，如果主管在不尊重基本人权以及游走在犯罪的边缘上，难道秘书就得百分百服从吗？那实在很不人道啊。值得欣慰的是，金智恩的勇敢也让其他受害者纷纷出来举报。
在一审时就能清楚看到权力的失衡左右案件的结果：法官只采用被告的心理专家专家意见、原告提供的证据被视为无效、对原告提出无数问题，却没有向被告询问或确认、检方只公开部分证人陈述，被告的证人则全数公开。这也意味着被告的证人深怕被权力吞噬而选择做伪证。政务秘书是管理安熙正个人Email与社群网站，必要时可以随时和他见面、直接联系他。即使她有正式的出差纪录，却被宣称为“私生饭”，因崇拜安熙正而接近他，并非工作所需。这也印证了俗话说的“三人成虎”，好几个人一起说谎，谎言就变成真的了。
性别的失衡在法庭上更是显而易见，甚至达到令人恶心的程度，在受害者身上贴标签，模糊事件本质的行为似乎成了加害者打官司时唯一的策略。辩护律师反覆强调拥有高学历、曾结过婚的事实的金智恩具有选择离开公司的决断力，选择离婚的个人鲜明主张。虽然受害当下曾拒绝、反抗，但对男人来说，拒绝并不是拒绝，否定就是肯定。抗拒应该更积极地大叫:“我不要”、“不行”、“啊！”并拳打脚踢、挥舞抓挠，向警察求助才对。她完全与典型的受害者形象背道而驰，所以她不是受害者，反而是导致家庭破裂的“加害者”。如此荒唐的想法导致一审最终的判决，法庭认为安熙正说词更一致、更具可信度，于是被判无罪。
在封闭的组织里，每个人只专注在“造总统”这件事上，就算挪用公款、贿赂等违法行为一概不理会，一直秉持“大事在前，小事必须牺牲”的原则。在二审时，即便安熙正被收押，部分媒体在谈及安熙正参选一事仍表示：只要安熙正获判无罪，就能再次重返舞台。令人感到唏嘘的是，在他们眼中的大事面前，小事永远被无视。对金智恩而言，“大事”指的是一个人的基本尊严能获得保障的权利。
虽然前官礼遇（当法官或检察官转行担任律师时，第一场官司基本上不会败诉的优待）已不复存在，但安熙正的辩护律师在二审、三审都提交“先任制”文件（证明过去曾担任检察官或法官之文件）来反覆推迟庭审，证明安熙正具有多大的权威。所幸二审判决被告有罪，处三年六个月有期徒刑。
安熙正被判决并不代表事件就此告一段落，他的家属与激进的支持者持续对金智恩造成二度伤害，导致她有一段时间不能正常生活与工作，内心备受煎熬，时时草木皆兵、杯弓蛇影。心理压力大多来自加害者的威胁，那种恐惧会跟着受害者一辈子，只要活着一天就绝对不会消失。受害者不仅在官司期间倍感煎熬，控诉职场性暴力与职权性暴力后更是前途渺茫，检举性暴力代表必须让自己的脸和姓名曝光，并赌上自己的人生。
大部分的性暴力都源自权力差异，加害者依然在组织核心具有影响力，展开针对受害者的组织性攻击，这即是二度伤害。关于性暴力的媒体报导，大多集中在描写煽动性的情境，而非聚焦于该事件造成的伤害。性暴力受害者在社会上是所有弱者中最弱势的，因为社会一直都是由这种认知组成。这是从不平等的权力关系所衍生的暴力，是属于性方面的虐待，与其他暴力并无差别。每一个参与二度伤害的人都是可恶的，与实施性暴力的加害者无异。倘若受害者想脱离其权力范围，就必须把自己在该领域累积的一切都抛弃。
为了生存，我必须遗忘，
哪怕是要将鲜明的记忆从脑中挖出来，
我也必须活着。
我心想，我一辈子都无法摆脱这个枷锁。
这不是我逃避就能解决的，
这件事很可能不会在我这里结束。
就算我能摆脱这恶梦般的贼窟，
其他受害者仍会继续出现。
我无法看着别人也被扣上箍紧我的脚镣，
却成为佯装不知的旁观者。
比起披露某人的过失，
揭开真相、获得法律判决更重要。
职场就像一座人人为了生存而争斗的丛林。
为了存活，只能察言观色和陪笑。
我想高声呐喊，
不能用人为的力量剥夺另一人的人权，
如此而已。
现实存在于与梦想截然不同的领域。
无法提出问题，这就是权力。
唯有活下来，真相才能水落石出。
在权力面前，私人的友谊会在瞬间化为乌有。
个人不存在，只有组织存在。
只有坚定地证明真相，
带着真心竭尽全力到最后，
才是让这崩毁的一切恢复原状的唯一方法。
倒不如悲观看待一切，
也许就能少点失望。
我们并不会因为威权存在，
就立即中止学业或辞掉工作。
这是威权的实际情形，
也是生活的现实。
谎言的天敌是真相。
我想证明给犯罪者、放任犯罪者，
还有想让犯罪沉到水底而奔走的人看，
想成为活着获得认证的案例，
而不是死了才获得认可。
每一个人都是共犯。
倘若性暴力是一种对身心的杀害，
二度伤害就是对现在、过去与未来的人生，
对自我、人格的杀害。
假如性暴力是不公开的杀人，
二度伤害就是公然持刀乱砍。
说谎也该有个限度，
原来根本不该期待有所谓的品格和人格。
When they go low, We go high.
当他们越低劣，我们越要守护格调。
由犯罪伤害与道歉构成的枷锁，
永远不会有结束的一天。
权力造成人权遭到蹂躏。
这是个性暴力泛滥的世界，痛苦横行霸道，
人们对性暴力的一切却很无知。
把阶级和权力差异悬殊的两人放在同一条线上追问事实真伪并不公正。
人们用沉默与谎言践踏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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